藝術、美術館治理與社會性

2011年4月，博聞第七期。臺北：國立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與文化資產研究中心。

王嵩山

故宮亞洲藝術博物館籌建的重新拍板定案，甄選出著名的姚仁喜建築師負責博物館設計。又一座先有建築、建構展示、再發展館藏的公立藝術博物館，即將挑戰北中南三座美術館的鼎立之勢。一個藝術團體嘗試在臺中籌設「國家美術院」。21世紀的臺灣公立的美術館存在的理由是什麼呢？

博物館始終不離社會。因此，ICOM便曾明確的指出當前博物館幾項基本場域特徵：博物館是科學與藝術的普及教育或終身學習中心，是公民與社區的空間，是社會變遷與促進文化理解的機構，典藏文化遺產的博物館是創造力的觸媒，是生物多樣性與文化多樣性中心，是旅遊與觀光的關鍵夥伴，是文化研究與創新事業中的一環，也是國際交流的重要渠道。雖然如此，這些一般性的特徵，不同文化、國家中的不同的博物館呈現異質性的實踐。

美術館（或稱為「藝廊art gallery」）關心的是「使物件（objects）本身成為與參觀者之間一種無須借助於其他媒體的溝通手段」。事實上，藝術博物館在決定是否接受某一個項目為其館藏之時，是否具有、或具有何種「美學的價值」成為主要的考慮。藝術博物館是公共空間，藝術收藏品成為具公共性的物件，美術館治理是一個「擬制」的公共社群，決定美學價值及其傳播形式。藝術是由社會文化體系所建構的。

面對社會的急劇變遷，美術館的經營與管理的挑戰迥異於過去。美術館固然有依循傳統定義而來的運作方式，但是我們也看到美術館的性質正在改變。最明顯的變化呈現三個層面：作為藝術品典藏機構的場域與功能擴大，過去白盒子的展示方式出現藝術再現形式的探索，以及美術館存在的目的已無法排拒多樣化的社會需求，形成國家到地方、公立與私立美術館等不同貌。

這些種變化是全球性的。日本京都纖維工藝大學兩位教授並木誠士與中川理，在《美術館的可能性》一書描繪「美術館的日本經驗」可供借鑑。他們認為：美術館本來是收藏、展示、研究、保管美術品的場所，如今這個最基本的原點卻被遺忘，強調美術館作為「地方振興」之設施而存在的目的。美術館處於一種「漂流狀態」。根據他們的觀點，嘗試回應社會需求的美術館，如今卻明顯的缺乏回返美術館本位的反省能力；太過於強調各式各樣的特展、美學場域開始情境化，其結果不免商品化。

A. K. Schneider 在她的著作 Creating the Musée d’Orsay: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France》（1998）書中，描繪共同創造奧賽博物館的政治家、專業研究員（curators）、史學家，對於建築形式、收藏品、與博物館觀念的爭辯與妥協，揭露法國博物館體系中專業精英（curatorial elite）被社會賦予的權力。Schneider 對奧賽博物館的具體分析與比較觀點，不但反映出「文化對法國大眾的重要性」，博物館的現身再製法國人美學觀之文化觀念，具體呈現其將政治的敵對陣營加以整合的能力，也顯示出法國政府支持博物館的方式與美國博物館的私立背景（由富翁支持）有所差別。不論法國政府或民眾都允許「透過政府本身及其科層體制傳達藝術與社會的價值」，相較於美國，「藝術世界中法國政府扮演一個強有力的角色」，國家的領導者被賦權委託專業在整體的法國文化版圖上增添榮光的表徵。

藝術與美術館是由不同的社會文化建構的思維，顯示我們有必要反省美術館作為藝術的平台或論壇的角色，以不同的視野考掘藝術的性質、並探問如何成為一座公共的美術館。我們也需要重新回歸美術館存在的基本功能：擁有充分而足夠的curator，可以從事持續的與累積的專業藝術研究，並能理解其觀眾需求，可以積極的創造並嘉惠以美學互動為需求的民眾與機構社群。近年來，社交媒體的出現，已影響藝術的公眾參與、評論和鑑賞。

美術館必須妥善的標定經營管理的定位、及其因此設定的蒐藏、展示、教育政策。臺灣北中南三座博物館分別鎖定獨特的蒐藏與展示方向。臺北市立美術美術館以當代藝術為主軸，國立臺灣美術館嘗試建構「臺灣美術的基礎範疇」，高雄市立美術館以南島當代藝術為發展的方向。即將於2015年成立於嘉義太保市的「故宮南院」，則將以「亞洲藝術」為對象。

雖然如此，作為公共性據點的美術館應該如何定位呢？思索著《美術館的可能性》的中川理提出一個建議，即「美術館改革的本質，應是能回答美術館與作品間所產生的新變化」。其中，擔負重任的 curator 須持續的晉用並尋求不間斷的專業成長。不僅如此，美術館的內部功能也必須強化水平整合，適切的思索如何符合其自成一格的蒐藏與研究的功能，終能展現其藝術詮釋與溝通的社會實踐。

※ 本文為節縮版全文刊登於「文建會電子報專業版」第12期。

作者：國立臺北藝術大學特聘教授兼博物館研究所所長暨文化資源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