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動的文物、流動的博物館

中國時報，22/開卷，《書評》20120714（六）

王嵩山（臺北藝術大學博物館所教授兼所長）

野嶋剛著、張惠君譯，2012。《兩個故宮的離合：歷史翻弄下兩岸故宮的命運》。聯經出版公司。

　　故宮博物院是西方博物館形態的東方詮釋。兩岸創造出兩個名稱一模一樣的博物館，不但揭露複雜的政治權力與文化關係，更突顯出文物的能動性。日本記者野嶋剛指出「中華人民共和國」及「中華民國」的分裂，造就了「兩個故宮博物院」。 

　　《兩個故宮的離合》從臺灣改造故宮的風雲談起，接著描述辛亥革 命前後故宮文物的流出，中日交戰時故宮文物向南方和西方運送的旅程，1949年前後文物搶灘臺灣的決策過程，說明兩岸分裂後兩個故宮博物院誕生的背景，解析散落世界各地的文化遺產回流的現象，最後預測了兩個故宮博物院無法統一的未來。

　　博物館蒐藏是博物館存在的礎石。1925年北京故宮博物院成立之初就是一個博物館，而臺北故宮博物院更是一座重視蒐藏勝於展示的博 物館。即使過了60年，兩個故宮博物院都仍固守原初的「集合中華文明精華」收藏原則。設立臺北故宮博物院就是為了保管文物，並非一般博物館嘗試提供的「啟蒙、教育」目的。雖然臺北故宮博物院過去 並不重視展示及觀眾的需求，但研究人員也發展出野島未留意到的「 中華文物」的卓越藝術史研究成就。

　　這些中華文物經歷了傳家寶到國寶的、也就是從私有性到公共性的 改變。過去皇室的文物被認為是皇帝的私人財產，貴重的藝術品和皇帝共存亡。寶物館與陵寢成為界定文物性質的兩種場所。雖然，蔣介 石運用了「文物繼承者等同於中國正統統治者」的邏輯，但1925年成 立故宮博物院時，中華民國政府未將文物視為己物，而是對外公開。中國歷史上頭一次將文物擺在大眾面前，開啟了故宮的「公眾博物館歷史」。雖然如此，文物實體及其隱含的象徵性依舊與權力相互糾結。

　　從博物館蒐藏面向而言，兩座故宮博物院都是以「中華」為對象的「單一文化」博物館。就中原是世界中心、體現中華思想而言，臺灣文化無法進入臺北故宮博物院收藏。臺灣和故宮在本質上不易連結，因此故宮博物院的改造與「故宮南院」的建構，成為當代臺灣博物館人的專業試煉。

　　野嶋剛指出：對於中華民族而言，故宮文物就像是日本的「三種神器」，政治權力愈是不安定，愈想追求文化帶來的「公信力」。清故宮文物於1933年離開北京，中華民國政府發表聲明：「故宮文物是數千年來的文化結晶，不能減少也不可能增加。倘若國家滅亡，國家仍有希望再次復興。但是文化滅亡，將無再度恢復的可能。」正因為超越藝術價值的政治判斷，才會耗費鉅額將文物南運、搬遷至臺灣。流動的文物創造出新的博物館。

　　近年來，積極地運用本質上不可異化、不能交換的文物（或更廣泛 的「文化遺產」）是全世界的趨勢。兩個故宮博物院進行密切交流，亞洲藝術要納入臺灣的「故宮南院」，失散在海外的文化財產「回流」強化北京故宮博物院的蒐藏，而兩座故宮博物院也透過文物分別驅動與日本的文化交流。流動的文物所創造出來的流動的博物館還在繼續發展。

    本書在日本出版時，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翻譯大致合宜，書稿裡文辭與格式訛誤之處雖有，尚不至於以詞害意，希望正式出版時已改正。可惜書名捨原著「兩個故宮博物館」不用而採「兩個故宮的離合」為名，難免有失之毫釐、差之千里之憾。